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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15日上午九点，由广州市科协技术协会主办、广州翻译协会和广州外事翻译学会承办、暨南大学协办的科技沙龙“国际翻译与广州社会发展”在暨南大学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此次讲座由广州翻译协会会长黄建华教授主持。 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张建敏首先作了《对外交往与翻译》的演讲，作为经常为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资深口译员，他从中国对外交往的发展、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翻译质量的关键性、译员如何提高翻译水平等方面展开了精辟的讨论。他认为，合格的翻译应该具有政策敏感、心理稳定、作风过硬、业务扎实、知识广博等素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仲伟合教授则以《专业口译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与教学原则》为题展示其多年来口译教学的经验和心得。仲教授以广外口译专业人才培养为例，谈到了口译学生的选拔、译员知识结构组成、中国翻译专业设置现状等问题。 最后，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会员、著名自由职业者黄讯余女士以《国际会议翻译实践——我所了解的职业会议口译》为题，从译员的定位与职责、巴黎高等翻译学院的译员培训、译员工作的多样性与挑战性、AIIC的概况等方面向观众介绍了她从事自由职业者的心得体会。 本人作为口译课程的教师和具有初步会议口译经验的口译学习者，从本次讲座会议中体会最大的莫过于这些口译经验丰富的资深翻译所谈到的口译人所面对的艰辛和压力，尽管外人看来无限风光。随着国际交往不断加强，对于口译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媒体称会议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是“金领行业”。一些培训班也纷纷渲染口译工作的优越性 ：(The interpreters) can go to nice places, meet nice people, eat nice foo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y can make nice money. 。社会关注同声传译，可能是从报纸报道其所谓的“时薪”开始的，但是这些收获与译员的艰辛和汗水是分不开的。 我们在电视上时常会看到张建敏主任为国家领导人记者招待会担任现场口译的场景，他挥洒自如，干净利落的翻译只能用“技惊四座”来形容。即使已经非常优秀，他结合自身经验，强调了译者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中国领导人喜欢说“高度重视……的发展/方面的工作”，译员就不能一味用“经典”的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张老师列举了他积累的其它多种可以表示“高度重视”的说法，如follow closely，give top priority to，see great value in，be fully committed to，take... seriously，view... with great concern等等。译员不仅要将意思表达出来，还应该注意语言的灵活使用和多样化。他谈到，有一次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美国，那天天气相当好，江主席用英语即兴演讲，其中有一句是：The sky is blue. The air is fresh. The breeze is gentle. 张建敏当时也尽量用比较文雅的句子来翻译：晴天万里、空气清新、微风徐徐等等。后来江主席对他说：我当时想到的是王羲之的一句话：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尽管其实当时他已经处理得很好了，但是“翻译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译员要to strive for the best ；accept the second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现在很多会议都采取电视直播的方式，而且很多领导人和观众都通晓英语，所以这对于翻译的压力就更大了。张老师认为要胜任口译任务，必须“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不仅平时要注意积累，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张老师说了一句让我相当难忘的话 ：人受益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失误。 而黄女士通过一个小故事从侧面反映了会议口译的艰辛：口译员在出差时应自带闹钟，由于工作时精力过度集中，酒店的wake-up call服务往往起不了作用。某个译员定制了次日早上八点的wake-up call服务，但是他醒来却发现已经超时。后来质问酒店有关部门，酒店员工则回答：您当时接了电话啊，您还回答“谢谢主席先生”。听起来像个小笑话，但是译员对工作的投入和脑力消耗可见一斑。许多口译研究学者早已开始研究国际会议译员的工作负荷。Barbara Moser Mercer曾指出，在30分钟的工作里面，译员至少要处理“平均3000到3900个单词（大概相当于12-15页双倍行距打印的文件） ；如果是语速稍快，译员可能处理的字数会上升到4050到5400个字。”(Moser-Mercer，2001：133-148)译员的注意力如果在这段时间稍有放松，将会漏听一些词语，甚至有时失去对演讲者话语基本逻辑关系的把握。有的演讲者会使用已经成文的演讲稿，这些稿件通常比即兴演讲词要更加紧凑，行文也更加正式；而且在有稿的情况下，演讲者也会语速加快，更为流畅(Anderson，1994：104) ；另一方面，演讲者如果即席发挥，其中的思考过程和停顿会为译员带来更多的处理信息的时间。格佛 (Gerver，2002 ：54)曾在《原语陈述速度对会议译员的表现影响》一文中曾列举其实验成果，表明了如果演讲者语速过快，译员的“信息处理能力系统”将会过度负荷，译语的错误和信息缺失的频率也会随之加大。 文化差异也是译员只有通过不断积累才能应对的挑战。语言间所包含的文化差异对于译员的理解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gotiation, and Interpreting》 (Kondo，1994: 156)一文中，作者提到日本的从事广播电视业口译工作的翻译认为译员其实和普通日本人一样，与美国人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文化观、历史宗教观。他认为从事媒体口译的译员应该多掌握“现代流行文化词汇”，并非许多美国普通老百姓皆知的一些词汇，例如：Superman（超人），Clark Kent（超人的名字）， Kryptonite（从超人出生的星球产生的一种放射性物质），the Daily Planet（超人影片宣传时用的海报），the tooth fairy（牙齿仙女，西方世界小孩子如果牙齿掉了，会把牙齿放在枕头底下，等待所谓的“牙齿仙女”把掉牙换成硬币）等等，可能都会为译员带来困难。正如许多中国特色词汇例如“三农”问题等等，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甚至是许多英语学习者也很难顺口说出“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农村地区建设”等相关的内容。《中国翻译》杂志经常会登载《汉英时事新词语选登》，例如最新一期是有关中国公民赴海外旅游文明公约的有关翻译。张老师提到口译人应该具有高等的政策敏感，例如在2006年9月广州首届跨国公司论坛上，数位演讲者都反复提到“和谐社会”及其中内涵，上述提到过的珠三角城镇经济发展国际论坛同传演讲者提到了“八荣八耻” ；译员不能老是反复盯着基本“经典”的口译教材操练，应该自己主动收集更多的新词语。对于译语文化，译员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新闻杂志等方式加强对译语国家社会文化和时事的了解。笔者曾经为某出版社翻译过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一书，里面有许多翻译的“文化陷阱”，仅靠字面翻译不能达到完成“传意”的作用。以下是几个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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