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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位置 佐哈尔（1978）认为，翻译文学不只处于多元系统的从属地位，相反翻译文学在一些特殊时期可以上升到主要位置。当翻译文学的地位上升到主要位置时，译者更容易或者更可能意识到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本质以及文学翻译译者自身的身份，从而将自己定位成文化传播者、交流者或者重要的革新力量，因为目标文化环境需要新鲜的血液来更新自身的文学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倾向于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引进一些新思想、新的文学形式，甚至新的语言表达方法。以色列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其国民同外国文化的联系又非常密切，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对自己的文化很难有认同感，他们不得不通过翻译向更为强大的文化学习，通过翻译不仅向以色列年轻的文化引入了新的思想，而且也引入形形色色的形式和体裁。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在以色列的文学多元体系内就占据了主要地位。毫无疑问，译者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绝对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就如Gentzler（1993: 38）所说，“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得依仗于翻译”。 4．译者自我定位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译者在自我定位过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多时候，译者的精力会花在处理来自目标文化环境的外来因素上。而这些因素有时会与译者的主观愿望和翻译意图产生冲突。列费维尔(1992: 41)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既可以“选择调整适应目标文化环境也可以背道而驰”。不管译者作何选择都是一种自我定位的反映。 4.1 译者自我定位影响选材 影响选材的因素很多，而其中政治因素尤为突出。但是，有时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之下，译者的自我定位会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到其选材的种类。而译者的定位方式此时与其主观动机和文化态度密切相关。如果看一下20世纪初中国翻译文学史，会发现不同的译者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材标准和原则，这跟他们各自不同的自我定位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翻译模式”。它的反常之处在于它的选材模式，即译家只通某一种外语，然而译家则基本不译，或很少翻译以该外语创作的原文作品。譬如，茅盾只识英语，但在他大量译作中，我们发现他对波兰、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俄国等当时视为“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情有独钟，却基本不译英美作家作品。冰心先生受了12年的西式教育，可她的翻译里完全找不到英美名家名作，而使她成为颇有影响的翻译家乃是其翻译了东方的泰戈尔和纪伯伦的诗歌、戏剧或小说。(王友贵，2002: 10)要翻译自己并不熟悉的语言，惟一的途径则是“重译”。但在他们为译作写的序跋里，在他们创作的文字里，他们却并不主张“重译”的观点；尽管不排斥重译，却明确提出最好避免。那是什么导致他们这样的选材标准呢？其实这是一种在译者主观愿望和文化态度的控制下自觉的选择和有意的规避。在当时中国受到英美等国侵略的历史环境下，为了推进改革和反抗外来侵略，译家选择一些像波兰、匈牙利、爱尔兰等国家或民族的作品，而这些国家和民族大致上曾拥有过悠久灿烂的文明、辉煌的民族历史，但在近代历史上都可悲地衰落，或亡国，或沦为强国的属地和殖民地。他们对英美作品的回避是对当时强权的一种无声的反抗，亦是他们自我定位成“民族自救者”，通过翻译亡国民族的可怕境遇来告知“不变革则亡国”的道理。 4.2 译者自我定位影响翻译策略选择 译者要决定自己的定位，也要选择一种合适的翻译策略来适应这种定位。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译者自我定位的影响。同化和异化之争在翻译界由来已久，不同选择反映出译者不同的定位方式。韦努蒂是异化策略的坚决拥护者，他提倡的异化翻译方法旨在避免译者处于隐形和次要地位的尴尬局面。从某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种译者定位方式：译者自我定位成 “看得见的”文学再创作者，其地位并不次于原文作者。早在古罗马对古希腊的征服期间，当时，罗马征服者们自恃军力强大，经济实力雄厚，将希腊文化当作自己的战利品，对其加以肆意的掠夺。（王东风，2000: 3）在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的驱使下，大多数的译者都将自身定位成“文化侵略者”，他们就像归化亡国奴一样, 用极其归化的方法对希腊文本进行翻译。 5．结论 通过以上论证，本文认为传统的翻译理论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把原文作者高高置于译者之上，事实上忽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自我定位客观存在，受到译者内部文化态度和外部目标文化环境诸多因素的控制，并对整个翻译过程，包括选材、翻译方法和策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也决定着翻译的最终结果。一个适合的自我定位将对完善整个翻译过程，达到翻译目的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通过上面具体事例的分析总结出了译者三个基本的定位：文化传播者、文学再创作者和协调者。而这三种定位恰好说明了译者的主要任务、主观能动参与的意义以及处理目标文化环境因素能力三方面的内容，为“译有所为”提供了详实的依据。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A.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0. Even-Zohar, I. Paper in historical poetics[A]. In Benjiamin Hrushovski & Itamar Even-Zohar (eds) Papers on Poetics and Semiotics[C].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1978.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38.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41. Venuti, 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查明建、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003(1)：19-24. 王东风.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 中国翻译，2000(4)：2-8. 王友贵. 尴尬的泰戈尔，冰心的矛盾[A]. 文汇读书周报，200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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