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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7年5月研究提出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方案，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宣布建立公务员制度，到1993年10月实施公务员条例，再到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公务员法，共经历了18个春秋。我有幸参加了从研究提出公务员制度，起草公务员暂行条例，到起草公务员法的全过程，而且是唯一一个参加了全过程的人。

    在公务员制度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颇为关注，议论很多，但其中也有一些并不科学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此宣传解释往往做得不够，组织人事部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做少说。事实证明，多做少说不一定好，应该边做边说。现在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想结合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特别是公务员法的起草，就其中几个热点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如何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经验

    在公务员制度研究产生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文官制度经验，这是我们一开始就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舆论一直很关心的热点问题。应该讲，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首先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排外，一种是照搬照抄。建立公务员制度对于旧的干部人事制度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按邓小平讲的，要敢于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包括睁开眼睛看世界，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但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同志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事制度，只是凭想象认为，人事制度属于政治制度，外国的东西根本不能借鉴。其实人事管理也是一门科学，也有它的发展规律，我们只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分清哪些东西是与西方政治制度直接相连的，哪些东西是反映人事管理规律的，就可以借鉴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与盲目排外态度截然相反的，又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毫无科学可言，已经弊端百出，外国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非常完备，基本搬过来小修小改即可。其实外国在人事制度上并没有可吹牛的悠久历史，外国最初还是学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才奠定了他们文官制度的基础，所以对外国文官制度也不要迷信。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同志在制度建设上、立法上总爱说要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在贸易规则、处理国际纠纷等方面，说按照“国际惯例”，是对的，但在立法上、重大制度建设上只能按照中国国情，外国的东西只可借鉴，有益就吸收，无用就弃之。以上两种倾向，我们在公务员制度初建时都遇到过。前一种倾向主要发生在一些对我国干部人事管理非常熟悉和习惯的老干部中；后一种倾向则主要发生在一些对本国干部人事管理无实践基础，而对外国文官制度却有所学习或有所研究的学子、学者中，他们一听外国的制度，感到头头是道，而一听本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种种弊端，便觉得一无是处。其实，我们后来出国考察多了也就明白了，外国的实际管理状况也不像制度上规定的那样完美。大凡各国的制度规定，都是用意很好、头头是道的，而实际做起来就差得多了，所以在学习外国制度上，千万不可太书生气。

    由于存在两种倾向，所以建立公务员制度的构想一问世，便出现了两种误解，而且有的误解延续多年。一种误解是认为中国实行公务员制度会否定“党管干部”的原则，甚至怀疑实行公务员制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还有一种误解是认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不到位，很多东西不伦不类，比如范围，人家外国机关的工人、国立学校、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而我们不是，到后来，居然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划入公务员范围，更是匪夷所思……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往往是脑子里总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式，用这种模式对照我国公务员制度，就发现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开始他们误解专题组（包括以后条例起草组、公务员法起草组）的同志才疏学浅，懂得不深，于是经常提出建议；以后发现老是不改，便经常提出批评。这件事说明：只熟悉中国，不了解外国不行；只知道外国，不懂中国实际也不行。

    在研究制定我国公务员制度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处理好借鉴吸收外国经验和立足本国实际的关系，既大胆借鉴，又不照抄照搬。例如我们借鉴了某些国家的职位分类制度，吸收了其中“因事定职、以职择人”的原则与优点，改变了我们传统制度中“因人设事”、随意增加职位、职责不清的缺点。同时，又没有采取那些耗时费力、过于繁琐的分类办法，既改革了我国传统制度的弊端，又简化了程序，便于操作。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一项重大改革、一项重要制度的确立，必须一方面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反映，尽量从中吸收合理意见；另一方面，又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指导思想，防止被一些并不科学的意见所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