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热点：阻断官员利益传递的“人脉”通道

如果阻塞机制健全了，官员利益传递的空间小了，一些人就无从下手；如果监督机制通畅了，隐秘的利益传递行为公开了，加之惩罚机制严厉了，一些人就会不敢下手

据近日新华社报道，曾任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副县长、六合区副区长的刘有贵，辞官前分管计经委、建设局、土地局等部门，辞官后不到一年，由在任的有关部门“老朋友”、“老部下”为其“规划”和征用了1514亩住宅建设用地，积聚了数亿元的财产。近日，因“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刘有贵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600万元。下海官员利用“人脉”暴富的现象引起关注。

官员之间基于“人脉”关系的利益传递，过去有个形象的说法，即“官倒”。近几年，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的个别官员，在关键岗位任职几年后，“空降”到商业银行、证券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任高管，有些人即意在“人脉”；一些法官、检察官下海后做律师，专门办理原单位或与原单位存在密切关系的案件，有些人也意在“人脉”。“人脉”即关系，关系即金钱，被一些人奉为经商的不二法则。正是因为“人脉”能转化为利益，因此人们往往将其与灰色经济联系在一起。

在任时手中的权力形成了“人脉”，辞官后靠“人脉”赚钱，这是一种权力期权化现象。这种利益传递行为至少有如下表现形式：一是官员在任时传递给别人利益，辞官后收取回报，可称为延后受贿；二是官员在任时形成了巨大的关系网，辞官后靠关系网，利用在任官员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可称为转移受贿；三是官员在任时结成利益同盟，辞官后利用权力同盟为其他人谋取权力或利益，换取经济回报，俗称权力掮客。无论哪种形式，核心内涵都是权力与金钱的转换。它们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是一种隐形的腐败行为。

官员利益传递行为的发生，根源在于相关制度的漏洞与缺失。如金融行业，个别官员和公司高管的频繁跳槽，缺乏硬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如土地招标、拍卖中，对某些暗中的“技术操作”，缺乏严格的限制措施。同时，也有些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如我国几年前就规定，党政干部辞职后若干年内不得下海经商，法官、检察官辞职后两年内不得在任职单位担任辩护人、代理人等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