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早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让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经济还需要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主要依靠工业化这一部引擎，恐怕已难以推动中国经济像以往30年那样高速发展了，另一部引擎——城镇化——也应该加足马力了。这不仅是一个善待农民的道义问题，也是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工业化通常是指工业制造业逐步在经济总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而城市化(城镇化)则指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在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大体同步，即随着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口。中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允许农业人口进城当工人，但仍保持“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限制农业人口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于是中国出现了“农民工”这个有些荒谬的称谓。因此中国在工业化迅猛推进的同时，城市化进程却大大滞后。
按《经济参考报》引述的一位北京农民工的估算“一个北京户籍上绑定的显性经济利益竟超过百万元！”这些经济利益主要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社会保障和福利。换言之，每使用一个农民工，城市就有可能节省百万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主要难题是资金、技术不足，靠“农民工”这种低成本方式能更快地推进工业化。那么，如何拓展足够的市场空间，让庞大产能所出产的商品顺利销售出去，则是目前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更大难题了。中国工业品出口早已是世界第一，其他国家能够向中国让出的工业品市场空间越来越有限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出口遭受重挫，既是明证。中国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只有大力开发国内市场。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开始强调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又特别强调扩大农村市场，先后发起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计划，最近又提出建材下乡。这些努力虽有效果，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内需不足的矛盾。中国只有18多亿亩耕地，目前还有几亿农业劳动力，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必定还要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数亿劳动力。让这几亿人去干什么？都去炼钢铁，造汽车？不论从市场容量还是资源供给看，显然不可能。只有服务业才有可能容纳这么多的新增劳动力。同工业制成品相比，服务业产品更难下乡。因为绝大多数服务业产品要求生产和消费在同一时空点进行，也就是说，要看戏只能在演员演出时观看；要消费医生提供的手术服务只能到医院开刀。人们可以把冰箱、彩电销往农村，但没有人会在偏远山村建医院，盖歌剧院。只有让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才能造就出几亿新的服务业消费者，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可能有人担心，几亿“乡下人”一下子都成了“城里人”，城市急剧扩大，可能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影响稳定。可是，上亿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后代，几乎不可能再回老家种地去了。如果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的权利，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那将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什么影响？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