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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 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 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资料1：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增长了15.88% 。就是说这五年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这标志着少数民族以占全总人口9%的人口比例，却在2000-2005年5年新增人口总数中占了42%。几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这表明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仅明显高于汉族。而且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20年以后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将各占总人口一半的比例。

资料2：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除朝鲜族等少数几个民族较低外，绝大多数都在较高水平上运行。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就有（2个）它们是壮族 1617.88 ，满族 1068.23人口；人口在1000—500万人之间的有（7个）其中回族 981.68，苗族 894.01， 维吾尔族 839.94 ，土家族 802.81，彝族 776.23 ，蒙古族 581.39 ，藏族 541.60 ；人口在500—100万人之间的少数民族（9个）其中布依族 297.15， 侗族 296.03 ，瑶族 263.74 ，朝鲜族 192.38 ，白族 185.81 ，哈尼族 143.97， 哈萨克族，125.05 ，黎族 124.78 ，傣族115.90。

资料3：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７‰），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早婚早育现象也加快了少数民族人口过快的增长。

资料4： 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４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５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４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１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

资料5：少数民族人口过快增长抵消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许多成果。可以说造成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别的而是人口的过快增长。截至2006年，民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也只有全国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点一，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数的绝对差距由二000年的三千零八十九元扩大到去年的六千一百三十二元人民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四；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二千三百多万贫困人口中有一半是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导致了这些地方的人口失控，而且破坏了这些地方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这些地方植被破坏，水土严重流失或沙化。

资料6：据凤凰网最新的有关调查显示，有61.1%的被调查者支持“放开二胎”，反对的有32.1%；有二胎生育意愿的达61.7%，没有二胎生育意愿的有30.3%；在选择生育二胎理由的调查中，有60%的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太孤单，26.1%的人认为独生子女有成长、成才、婚姻、养老、社会发展、国防等“六大风险”。这与记者在基层的采访情况基本相似。

资料7：“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资料8：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资料9：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并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资料10：然而，就目前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持“一胎化”生育观点的专家、学者人数并不多。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学者之一。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

资料11：2007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学军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我们国家除了河南省以外，其他省区市的条例都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而这“不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
据介绍，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非常不平衡。各地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人口问题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具体的生育政策由各地自行规定。
比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市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19个省规定，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个孩子；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５省区的农村，实行的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西藏等部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还有６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应该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我不同意严格的‘一胎化’的做法。在不导致人口过大起伏的情况下，可以逐步过渡到‘二胎’，总的方向是允许生育二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杜鹏认为，“应尽可能使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的生育意愿相结合。但目前立刻‘放开二胎’，也是不现实的。”
这一点，和我国人口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的观点极为相似。翟振武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应是“逐步实现二胎”，而不是全面“放开二胎”。
对于有专家认为是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 翟振武并不认同。他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多因素形成的过程，计划生育在加速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解决人口老龄化相关的老龄问题最主要是靠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应的社会政策，而不是仅仅靠多生育，我们不能回到‘养儿防老’的老路上去。”
同时，翟振武认为，“今后要靠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靠更加严格控制人口办法来提高各项经济指标。靠这种减少分母的办法提升经济水平，实行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代价，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资料12：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对此，杜鹏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一是“十一五”时期，我国正好面临一个生育高峰；二是一些地方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胎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三是任何生育政策大的调整，都可能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李斌认为，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

资料13：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了‘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
    据有关方面则算，按16岁乣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部署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官员表示，中国对现行的生育政策可能会做微调，但总体上不会放宽和放松。

资料14：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

资料15：“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日前在中国劳动论坛上的一番话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超过九成的人持反对意见。

资料1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

资料17：2005年以后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将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2005年中国的流动迁移人口已达1.5亿，这一数量可以构成世界第8位人口大国。人口流动和迁移增加，计划生育治理跟不上，信息化治理不系统，给计划生育工作造成新的难度。人口的空间流动，使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脱离流出地的行政系统监督，而在流入地也游离于行政系统监督之外，使行政约束弱化。非凡是生了双女外逃，想再生一个男孩的夫妇对于计划生育干部真是显得有点无奈。

资料18：据国内众多媒体报道：继两年半之前生下女婴之后，毛阿敏不久前在上海又生下一个男婴，这事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此后不久，王菲和李亚鹏的身边好友透露：夫妻俩计划在明年再生孩子；而就在去年，景岗山还在为小女儿超生的户口问题四处奔波；歌星屠洪刚有三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因超生交了5万元罚款；此外，一再宣称至今还是中国户口的导演顾长卫计划和蒋雯丽生三到五个孩子；章子怡的理想是：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

资料19：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表明，我国每年约有20万至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至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来呈升高态势。
各种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心理和精神性疾患也明显增加，地方病患者达6000万人左右，智力残疾人达544万人，年患病人次数超过50亿。艾滋病等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疾病有蔓延之势。
报告还指出，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7.85年，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63%，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数为545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重学历教育轻劳动技能培训问题突出。部分人群失去信仰、理想支撑，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社会责任感缺乏。

三、申论要求
（一）、根据资料1-4概括我国少数民族生育现状？（200字，10分）
（二）、根据资料1-5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引发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300字，15分）
（三）、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谈谈你的观点？（200字，10分）
（四）、根据资料7、8、9、11、13、14、15和“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说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 （300字，15分）
（五）、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穆光宗 “六大风险”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请你结合资料内容加以分析，指出错误所在？（400字，20分）
（六）、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为题写一篇文章（30分）
要求：
(1) 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2) 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 全文不少于800—1000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