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当举世瞩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庄严、雄伟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数千名代表或委员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全神贯注地聆听国家领导人作报告，亿万人通过电视看着实况转播的时候，这些报告的内容也同时驾着电波，通过荧屏、广播用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和德文向世界五大洲传出。来华采访的各国新闻记者和与会的驻华使馆的嘉宾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大会堂现场就拿到这些报告的外文稿。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外文稿，世界各国人民同我国人民一起同时了解了我国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进展情况。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同样如此，只不过前者是每年一次，后者是5年一次罢了。
那么，这些外文稿的译者是谁呢？
是两会新闻报道组领导下的外文翻译组。
那么，外文翻译组的成员又来自何方？
其实，它就是中央文献翻译部 （德文组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北京周报》德文部）。
2001年，恰逢这个部成立40周年，作为同这个部同舟共济几十载的我，想写一点文字以示纪念它，借此也想使人们对它了解一二。
的确，说到中央文献翻译部，大概有许多人对它一无所知，因为它一向是一个默默奉献的部门，即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所属的一个翻译部。
中央文献翻译部在哪儿？
在西单商场以北，西四以南，灵境胡同斜对过一条歪歪斜斜名叫西斜街的胡同的36号。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编译局，而翻译部就在编译局大院后部，一座建于1953年的火柴盒式的青砖平顶旧楼内―― 我在这儿整整工作了35个春秋。
编译局在一小巷深处，堪称闹中取静，虽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也称不上世外桃源，但说到做学问，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好地方。顾名思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即马、恩、列、斯的著作均是在这里编、这里译的。不过，这是编译局在1953年成立时定的名字、定的任务，如今的编译局，随着时过境迁，可就大大发展了。现在它除了一个编译马、恩、列、斯著作的庞大的编译部外，还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图书馆）以及中央文献翻译部。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一支高水平的翻译研究队伍的大本营。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问世，中央从政治上考虑，决定将其翻译成外文出版。当时凡政治任务都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5月便从各单位抽调了一批翻译人员（包括少数行政管理人员）组成临时工作班子。起初只有英、俄两个语文组，每组20余人，次年1月又成立法、西两个语文组，人数类似。这个翻译班子归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由部长伍修权挂帅。英文组组长是著名教授、翻译家程镇球和徐永瑛同志，俄文组组长由德高望重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老资格的俄文翻译家和出版家姜椿芳亲自出马，法文组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后来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主任曹若名负责，西班牙文组由资深翻译家陈庆海和乔惠珍主持。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阵势好生了得。中央还专门派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为这个翻译班子做中文质疑工作。办公地点开始设在万寿路十八所，后迁至中央组织部万寿路招待所。这个翻译班子一直工作到1964年，经过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全体同志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4种外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陆续问世。当时参加这项翻译工作的外文干部都是各单位挑选出来的翻译界的精英，工作兢兢业业，态度十分认真，所以时过40年，至今再回头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译文也是高水平的，第一流的，后来者颇多感慨，由衷地称“难望项背”。
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开始以后，我国一些高瞻远瞩的翻译界人士，包括像伍修权和姜椿芳这样既是翻译家又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重要人物，都认为中央有必要成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机构服务于对外宣传。于是，经过一番酝酿和筹措，1961年11月由中央联络部和中央宣传部联名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同年12月15日由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批示，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中译外的常设机构诞生了。鉴于这个机构在完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任务之后的工作是翻译毛泽东《选集》的第一、二、三卷，所以就将它的名字定为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后来长期简称毛著室），归属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领导，这样，中央交办的经典著作外译中和中译外就珠联璧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随着工作任务的变化和国家形势的发展，毛著室1982年更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1995年机构改革时又改为现在的中央文献翻译部。不过，不管这个翻译机构的名字如何改，它的主要任务始终就是两大类：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央重要文献翻译成英、法、俄、西、日5种外文。只是这里要补充说一下，1974年毛著室增设了负责为5个语种译文组质疑和档案材料保存的资料组。到了1992年，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当时的中央文献翻译室又增设了对外营业性的翻译服务部。这个翻译服务部借着文献翻译室雄厚的知识资源，这些年办得红红火火，业务面开拓得非常之广：出国公证书、公司合同书、医药说明书、学位证书、航空杂志、铁路杂志、中粮杂志、广告牌照、纳税单据等，翻译门类可说丰富多彩，甚至负责大型外贸代表团的口译工作和同声传译，在社会上颇有竞争力和吸引力。从而起到了培养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翻译人才和稳定经典著作翻译队伍的作用。
就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这项翻译任务而言，中央文献翻译部的工作里程大致如下：如上所述，1960年到1964年完成了英、法、俄、西4个语种的《毛选》第四卷的翻译任务（当时编译局没有日文组，日文版的《毛选》第四卷是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的）。这期间，再加上1965年，毛泽东著作翻译室还翻译了《毛泽东军事文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彭真《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的讲话》、罗瑞卿《纪念战胜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讲话，以及毛泽东著作的若干单行本。此外，这个翻译室全体同志还集中到中直招待所，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翻译了大量有关国际共运论战的文章，包括60年代颇为著名的“九评”。1966年三四月间，中央编译局毛选办公大楼落成，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便由万寿路招待所迁回了西斜街36号机关大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向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中央决定多语种翻译《毛泽东选集》，除了英、法、俄、西、日5大语种外，还有德、阿拉伯、朝、越、印尼、荷兰、斯瓦西俚，甚至非洲的乌尔都、豪萨等小国语言，总共不下30种。各翻译组的定稿员都是翻译专家，一般的翻译人员也称得上是精兵强将。中央指定中联部部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原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以及另外一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领导同志，共同组成5人小组领导这项声势浩大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央领导人还有批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根据这项指示，为了不受干扰，大部分翻译组驻在友谊宾馆的南配楼，只许周日回家一次，唯有英、法、俄3个语种的译文组留在编译局，因这3个组都是做修订工作：英文根据伦敦版本修订；俄文根据莫斯科版本修订；法文根据法共社会出版社版本修订。英、法、俄、西、日5种语文的《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先后在1969年以前出齐，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样，译文同样是上乘的。这期间各语文组还翻译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现代京剧和舞剧的剧本。
从1970到1975年这段时间，可说是《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失业阶段，除了偶尔去旅行社陪陪团之外（当时来我国的旅游团也是寥寥无几的），几乎无业务可作。为了安抚大家，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加强政治学习，搜集有关资料，提高业务水平，为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作准备。如果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歪打正着，给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干部提供了一个锻炼业务、提高外文水平的得天独厚的好机会的话，那么，这个“为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作准备”的阶段又把大家的业务荒废了不少，甚至有的同志都“转业”去搞马列的外译中工作了。当时我作为这个翻译室的负责人，对《毛选》第五卷真是望眼欲穿啊！但是到了1975年还是没有音信，我再也耐不了这煎熬，也便下放到江西迸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炼去了。然而，我仅仅在五七干校这座大熔炉里炼了5个月便喜从天降了。那是8月16日，像每天结束了田间劳作一样，我正在浩淼清澈的青岚湖里畅游，忽然岸上有人喊道：“尹承东，请快到队部去！”那声音如此的急迫，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道：“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了？”不想待我走到连部的门口时，迎接我的竟是三张既严肃又亲切的面孔（这种面孔我在干校呆了5个月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中央编译局的两位负责人宋书声（后来的编译局局长）和顾锦屏同志（当时为我所在的干校三连的副连长，后为编译局副局长）以及当时的三连指导员、中央办公厅的宫家声同志。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北京来电话，有政治任务，限你两天之内赶到北京。”随后，顾锦屏同志又关怀地补充道：“你什么也不用带，行李我们随后给你发走。”宫家声同志接上说：“已派人到南昌给你去买火车票了，另外再给你带一个介绍信，到上海转飞机飞北京，一定要按时赶到，这是纪律。”当夜连部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南昌，第二天中午我便赶到上海。
这里要加一个小插曲了。
我到上海刚近中午，飞机要到下午5时才飞，于是我便先进餐馆吃了半斤炒饼，然后进了一家干净整洁的理发馆。我进去时，椅子上正有一个人坐着理发，理发师并不理我，只管干他的活，我也便坐到一把椅子上等。但是，理发师给那人理完之后并不叫我，而是叫了一个后我进来的顾客。我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耐心地等。不想理完这个人之后，他又叫了另一个人，还是没有我的份儿。这时我本能地往自己身上看了一眼才恍然大悟了：由于起程太勿忙，我居然连衣服都没换，身上还穿着在水田里干活的脏背心和脏裤衩，他是嫌我脏，看不起我，不愿给我理。我顿时勃然大怒，霍地站起来冲他怒吼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太不像话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战士，是回北京执行重要公务的。”不想这人竟是如此的胆小，我只这一吼，就把他吓懵了，愣了一下，他赶快陪笑道：“对不起，对不起，下一个是你了。”他下一个没敢再叫别人，果然叫了我，而且理得相当认真仔细，不说别的，单是洗头就洗了4遍，头两遍都是泥汤，第三遍水才清亮些，第四遍总算洗干净。我心中暗想：“也真是难为他了。”所以离开那理发馆时，我还是很客气地道了谢。
当夜我便赶到北京，到机场接我的人事处侯处长对于是什么政治任务把我紧急召回仍是讳奠如深，家属还以为我是在干校犯了错误被押解回京接受批斗，没有敢到机场去接。第二天我便到中南海开会。果然不出所料，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任务来了，找我们开会的居然是胡乔木，直接领导我们的是熊复。据他们给我们讲，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果然，数日后，我到南京去调一位西班牙文专家就是带着小平同志的亲笔批示去的），行政事务和财务上的事情直接请示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翻译班子由一个5人领导小组主持，成员为：外交部的柯柏年任组长，副组长为中央办公厅的贾步斌、计委的浦寿昌、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冯锡良、中央编译局的尹承东，后来中央联络部又主动派林丽韫支援这项翻译工作。
当然，当时的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以它为基础，又从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外文局、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协等单位调集了大批优秀翻译人才，甚至从外地调来著名教授，组成了阵容十分壮观的5个翻译组。每组配备2－3名外国专家，有的专家也是用电报紧急催来的。不消说翻译组组长都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拔尖的名人教授：英文是新华社的钱行；法文是中联部的王麟进；俄文是中央编译局的赵仲元；西班牙文是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刘希良；日文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康大川。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10月25日全体工作人员正式集中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即今日的金台饭店旧址）开始工作。在这儿办公的除了一一个l00多人的翻译班子之外，还有一个以刘大年和王子野为首的著名学者们组成的20余人的注释组，他们除了为《毛选》第五卷的正文加注之外，还负责翻译组在中文理解上的质疑工作。
这里又要多说几句了。现在，中央编译局的中央文献翻译部如果接到中央一个大的任务，包括像党代会、人代会这种政治性很强的翻译任务，要想从兄弟单位借人来支援那是要磨破口舌的。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市场经济，使外语人才都在忙，忙公家的，也忙自己的，只要自己说不来，组织上根本没办法。可在翻译《毛选》第五卷那时节却是另一番天地，哪怕是最傲气的名人教授，一声令下，马上搬起打字机就走，决无二话。大家都感到参加这样的工作是组织的信任，是一份光荣，一份骄傲。所以不少外文界的元老都主动出山了。如北京大学的李赋宁教授 （英文）（当时李教授已年过六旬，但仍骑自行车从北大到厂桥上班，而且从不迟到），全国总工会的丁骥千（法文），中央编辑局的陈用仪（西班牙文），外交部的方祖安（俄文），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康大川和郭承敏（日文）等。而且，当时的工作是只讲奉献不讲报酬，晚上经常加班到12点，吃碗热面条当夜餐也就满足了。有时一些同志宁可抱病工作也不下战场，例如当时任西班牙文组组长的刘希良同志胃病严重，经常是一手捂着胃部，忍受着疼痛，脸色苍白，一头冷汗地工作。那时候，从定稿员到打字员，没有一个偷懒的，也没有一个敢偷懒的。一部32万余字的《毛选》第五卷，大家日以继夜地干了两年多才完成，付出的心血之巨也就可想而知了。
1977年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结束，毛著室的同仁们也就回到了中央编译局。此时，经汪东兴同志批准，毛著室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了日文组。
整个1978年和1979年，毛著室除了完成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任务，整理《毛选》一、二、三、四卷的外文资料和总结翻译经验外，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可说比较清闲，于是又出现了“失业”恐惧感，“文化大革命”中荒废事业的日子实在把人整怕了。但是，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79年末，中央很快就做出明确指示，不仅要把毛泽东著作译成外文，而且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都要译成外文。于是，从1979年12月至今，中央文献翻译部便接连翻译了《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卷）、《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三卷）和《陈云文选》（三卷）等重要文献和著作。除此之外，这个部的俄文处1994年应俄罗斯帕列亚出版社的要求，为迎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在一个月之内就赶译出了以《改革、发展和稳定》为题的30万字的《江泽民文稿》，而后又继续同这家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集》和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文集》。英文处还翻译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对台重要文件，日文处则与总参合作翻译了《毛泽东传》。
自从1982年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改名为中央文献翻译室之后，它的工作任务就明确地规定为翻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文献了。
上面我粗略地介绍了中央文献翻译部完成第一项任务的轮廓，下面我再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翻译中央文献的情况。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73年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翻译工作都是由新华社、外交部牵头从各单位抽人集中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中央文献翻译部只派出少数人员参加。 但是，从1977年的第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这项任务就都由中央文献翻译部承担了（当然，完成这项工作是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同样，仝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任务，在1978年以前，中央文献翻译部也只是部分人员参加（牵头的是中宣部），而从1978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历年的这项翻译工作便都由中央文献翻译部承担了。就是说，中央文献翻译部已经承担了5次全国党代会的翻译任务和23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翻译任务，承担全国政协会议的翻译任务也有四五年的历史了。
以上就是中央文献翻译部的历史，就是这个部为中央服务的工作历程。粗算起来它在40年内用英、法、俄、西、日5种外语翻译的字数总计达一亿字以上，成功地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介绍给了外国读者，宣传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特别是有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从而在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中起到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窗口作用，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里顺便要提一句，这支翻译队伍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哲学、法律、经济、历史、文学、人物传记以及我国的针灸、按摩、太极拳之类的保健书籍，总计达100余种。尤其是这个部在1992年成立了翻译服务部之后，进一步拓宽了业务面，翻译了大量的国际会议文件、商贸文件和涉外文件。
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以及中央重要文献翻译成外文，是一项十分严肃而艰巨的任务，因为，中译外要比外译中困难得多。外译中是把外语译成母语，只要外文理解对了，中文基本可以处理；而中译外是把母语变成外语，变成外国人的母语，这就要求翻译不仅有相当的中文水平和广博的知识，而且外语尤其要精通，甚至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半瓶醋是绝对不行的。为了保证译文质量，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统一、集体讨论定稿、中国人通读、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打字、校对，总共有十几道工序。所以，培养一个中译外人才很难，也因为难，好多人不愿学这一行。根据经验，一个大学外语本科毕业生，能经过10年的工作磨练成为一个合格的中译外翻译人才也就不错了；经典著作和文件的翻译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所以翻译工作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其基本要求有三条：一、政治上绝对不能出错误；二、全书或整个文件所有的专有名词必须统一，不能造成混乱歧义；三、语言要流畅。当然，说起来还是个信、达、雅，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达、雅，而是一种严格的、高度的信、达、雅，有心人可以去读读《毛泽东选集》的英、法、俄、西、日任何一种外文版，或者去读读党代会或人代会的外文版文件，就会明白这里所说的信、达、雅的真正内涵了。
中译外难，但过去人们，包括名家教授都踊跃参加这项工作，颇有点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味道，那是因为他们视这项工作为一种高规格的政治任务，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百业争艳，翻译人员显得紧缺起来，又兼偏狭理解市场经济，金钱的畸型导向，大家对中译外这项难度大，待遇又低的工作就敬而远之，不感兴趣了。如果不谈党性，不谈政治觉悟，只从经济的角度着眼，想想看，一个口译（比如导游）一天可挣数百元，翻译小说按一天3000字算，也可有100多元，而一个中译外工作人员，充其量一天的工作报酬也就是几十元，如是，谁还能热爱中译外事业？
所以，近20年来，中译外队伍流失非常之大。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央编译局独有，包括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华社等有中译外业务的单位均是如此。这些单位都出现了人才断层和青黄不接的危机形势，而且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更可怕的是，多年来，中译外人士多次大声疾呼，希望这种状况引起社会的关注，更希望有关领导部门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以使我们的中译外事业后继有人，但可惜，至今这些呼吁都是泥牛入海，没有引起社会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可见领导上对中译外队伍是只使用，不培养。他们觉得现在上面交办的任务还能完成，没有什么长远考虑，甚至不体谅翻译人员的辛苦，有时既要求翻译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务，又不给翻译足够的时间，以为翻译是水龙头，一拧开水就会哗哗流出来，有时明天要用的稿子，今天才把中文定稿拿出来，弄得翻译措手不及，很是伤他们的感情。他们有句戏言：又叫上战场打仗，又不给枪支子弹。
不过，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共中央编译局保存的中央文献翻译部这么一批中译外人才，实属难能可贵。这是国家的一批宝贵财富，不仅应该得到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爱护，而且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
1997年党的十五大翻译任务完成后，由于全体同志的出色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专门作出批示肯定和表扬了翻译组的辛勤劳动。大会副秘书长丁关根和曾庆红以及大会新闻组负责人曾建徽、徐光春、陈福今等都到驻地看望了翻译组全体人员，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接见之后，中宣部长丁关根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翻译组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如果让我来阐释这两句话的话，我会这样理解：“之所以说他们素质高，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无名英雄，默默地奉献了40年，为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即使在目前待遇低、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凭着他们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他们依旧无怨无悔，还会继续默默奉献下去。之所以说他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是因为几十年来，不管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有多么繁重，时间多么紧迫，条件多么艰苦，他们总是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务，从未出过差错。”
现在，他们除了完成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的翻译任务和这两会平时不定期交办的任务（如全国政协2000年6月的《展望21世纪论坛》的文件）以及其他单位委托的翻译工作（如毛主席纪念堂图片展览解说词）外，他们正在集中精力系统地总结这40年的翻译经验，检验自己的成果，搜集选择有关词汇，编辑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辞典》。这部辞典的出版不仅将会为文献翻译部本身的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也是对我国整个翻译界的贡献。
我在中央文献翻译部整整工作了35年，可说迄今为止的工作经历全系于此。35年，在时间的长河里实乃弹指一挥间，但就这一挥间，当我在这临近退休之际，却有忆不完的如烟往事，说不尽的感慨万端。就我自己而言，只要看看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的英、法、俄、西、日5种外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还有一本本的中央文件汇编和人大文件汇编，便会感到莫大的安慰，一生并未虚度年华，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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