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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国泰妇产医院因存在外科医生冒充妇科医生做手术、执业许可证过期未补办仍继续营业等违法行为，被厦门卫生局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厦门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后表示，因考虑到社会维稳，有200多名员工要就业和国泰的经济损失，决定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12月5日《中国青年报》)

　　医院违规使用医生、执业许可证过期未补办仍继续营业……虽说涉及医院之事都是人命关天，但在某些机构违规行为屡禁难绝的语境下，这样的违规行为在执法人员眼皮子底下悍然发生，且毫无终止之意，倒也不特别让人感到奇怪。

　　整件事情唯一让人感觉怪诞之处其实在于：一所屡次违规、藐视执法的医院，尽管满脸都写满了“上面有人”，但却遇上了一位异常执拗的卫生局执法监督员郑幼卿;更吊诡的地方还在于，这违规医院背后的能量，竟能让被判死刑的违规民营医院起死回生——在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之后，当地随后以“就业需要”为名，决定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停止吊销医院执照。

　　有一种面对法治的无力，就是连手握公器的执法者，也会陷入一种明知违法，却无处发力的执法疲软中。比如执著于揭露违规医院“厦门国泰妇产医院”的卫生局执法监督员郑幼卿，哪怕手握医院违规的铁证，哪怕遭遇违规医院当面撕毁监督意见书，藐视执法的羞辱，哪怕行政执法的路走不通，只能剑走偏锋，接受媒体采访，以求对违规医院从另一侧面进行监管，却依然难以改变“肯定吊不了国泰的证”的困局。

　　可问题是，一家民营医院哪里来这么大的能量，能彻底颠覆证据确凿的执法决定?谁又给了它傲视法律的能力呢?郑幼卿作为执法者的困境，从一家小小民营医院就能泛起的惊人能量，不难窥知。而这场执法之争的背后，其实只是民营医院在夹缝中求生存，导致行业中潜规则与权力寻租盛行的小小缩影。由于准入门槛较低与监管的相对缺失，民营医院违规经营的背后，给予了权力插手其间的无限想象空间。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医院进行治疗的，多是一些底层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缺乏与违规医院博弈的能力，在公共空间也缺少话语权，这最终导致这类违规医院迷失在监管的空白地带，也就更容易游走在潜规则边缘，成为权力寻租盛行的舞台。在这样的情境下，违规医院“吊不了证”，执法监督员即使面对违规医院再怎么执著，也无法撼动医院违规经营，甚至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自量力，还是“幼稚”的。这就不仅仅是法治的悲哀，更是那些遭遇医疗事故之痛，却无处申诉的底层人的悲凉。

　　是谁让违规医院监督者陷入执法困局?这样的疑问其实不仅为违规医院的监管困局而设，更在诸多执法领域放诸皆准。也许，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某些执法不再以“领导第一、法治第二”为准则，那些盛行的潜规则与权力寻租恐怕才会消解，监管者秉公执法也才不会被讥讽为“幼稚”，那时，我们才真正无愧于法治与公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