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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统计表明，垄断行业的国企职工和一般行业的人员平均收入最高相差10倍，即便如此，垄断行业的国企职工并不满意，因为他们高管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止。按媒体公开数据，2007年中国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的税前薪酬超过了4000万元。中国银行前三名高管2007年薪酬总额为1672万元。2007年十强高管富豪平均年薪达2658万元，可能因为影响过大吧，2008年十强高管富豪的平均年薪锐减至1000万元。相比之下，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仅为29229元，大幅降薪62％后前十强高管富豪的平均薪水仍然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40余倍，也就是说一位高管一天的报酬几乎够一个普通员工不吃不喝干一年的了。

    深圳某医药行业的国企高管告诉记者，“我的薪酬大约60万元左右，比普通职工确实要高，但在深圳，有些高管薪酬高达几百万元。和他们相比，我的薪酬是较低，但和西部地区的某些国企高管相比，我要比他们高”。

    在北京市国有机械公司任部门经理的王先生透露，目前自己的年薪是15万元左右，普通职工的年薪也可达到8万多。“15万元的工资不低啊，你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和其他行业比起来，你觉得自己的薪酬如何呢？”记者问。“还算满意吧。但你知道移动、联通、中石油等公司比我们高多了！”王回答。

    当前，垄断部门和国有大企业职工的高收入，被人们诟病，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主要依靠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这些资源，原本是全民所有，理应由全民共享，这也是国有经济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为例，庞大的利润，由企业自行支配，或者用于投资，如做“地王”，或者用于本企业职工的福利。国企利润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的状况普遍。央企的红利，应该尽数到账。央企的收支，应纳入专门预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明显高于同级公务员，因为央企高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而仍旧是官员。

    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这无疑为我们指明了垄断行业改革的方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在保证垄断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垄断行业薪酬过高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

    3.30多年来，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看，“效率优先”，我们成绩十分出色，而另一个目标“公平”，却越来越远离了我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常识是，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也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而用于储蓄的比例逐渐提高。储蓄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就造成产品的过剩和失业。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越多，经济发展就会越慢。所以，不但社会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线的，经济增长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底线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收入悬殊的危害更大。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将造成庞大的贫困阶层。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长后，农民的收入迄今一直徘徊不前，虽然有数千万农民工进了城，找到了“第二职业”，但收入微薄，待遇不公，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而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提高农民收入，仅靠市场机制完全不够。胡锦涛总书记新年伊始考察河北农村时，就特别强调，一定要解决“农民收入徘徊的局面”。除了继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清理各种对农民的收费和乱收费外，放开农民进城条件，甚至取消任何限制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说到底，城市化，也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最扎实的基础之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民收入低是传统农业的产物。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现代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因此，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或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经对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