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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是美国人。马克穿红衣服，所以美国人穿红衣服。小李穿红衣服，所以小李是美国人。既然小李是美国人，马克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都穿红衣服，所以小李和马克一样都是美国人。

    在驳论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在推理过程中使用了尚未证明其真实的论据，来证明其论点的成立，就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指出其论据的不实之处，使对方结论的不可靠暴露无遗。

    （4）拆桥法。论证是架设在论点与论据之间的“桥”。有时，论据虽然是真实的，但如果论证方法错误，也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这也是写驳论型议论文常用的办法，即以对方论证中的错误作为“切入点”，拆掉其论点与论据之间的连接处。论证中的常见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偏概全。这是在归纳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没有正确掌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所举论据即使是真实的，但对于所属的整体来说却没有足够的证明性。例如，有人撰文《腐败的民间基础》，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一部分是“垂涎三尺”的痛恨，“是看着别人山珍海味而自己只能粗茶淡饭的心理失衡”；一部分是“红眼病”的痛恨，只恨那些“搞腐败的能耐比自己大”的腐败者；而无权的民众“仍然有着普遍的‘奴才意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力与腐败是合情合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的痛恨“更多的是指向搞腐败而得利的人，而并非指向腐败行为本身”。这种痛恨实际上“恰恰意味着人们是多么渴望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说“民间是腐败的基础”。《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9日刊登孙立先的《民间是谁家的基础》一文，指出：“民间从来不是腐败的‘基础’，而是反腐败的雄厚基础。”文章说：

    说中国人如此看待腐败，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就简直是诬蔑。翻开历史，以往腐朽政权之所以灭亡，腐败官员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就因为民众反对，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就可见腐败不得人心。历史上廉正不阿的官员不乏其人，人们颂扬备至；而对于为官者，不管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只要一贪，“其余则不足观者矣”——这就是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那些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人，那些舍身忘家、不屈不挠举报腐败的人，那些仗义执言、无情鞭挞腐败的人，那些不怕打击报复、秉公执法的人，又何曾想过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不正是来自民间，代表民众，并为民众所拥戴吗？

    这就深刻地驳斥了对方在以偏概全的论证中得到结论的荒谬性。

    二是牵强推导。这是在演绎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忽视了论据往往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单纯从主观理念出发用论据强行推导，这样即使论据真实，也不能反映出论据与论点之间必然存在的涵盖关系，自然也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例如屈原的学生宋玉曾经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好色。他的推导逻辑是：好色者不嫌女丑→登徒子不嫌妻丑→所以登徒子乃好色者。这显然是牵强附会，所得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又如当年有的日本人因为在“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台”，就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有的日本人因为“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就断然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对这两种人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好，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也好，其实都是犯了牵强推导、妄下结论的错误。

    三是机械类比。这是在类比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用于进行类比的事物之间其实很少或没有共同属性，说白了就是没有可比性，如果硬性比较，其结论当然无法令人信服。例如，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上台，立即对外实行武装侵略，对内加强纳粹党的法西斯统治，焚烧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蒋介石效法希特勒，在国内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日益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查禁图书，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等。国内及日本的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焚书与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相提并论。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从中国的秦始皇和德国法西斯焚书的异同谈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作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有别于传统见解，对秦始皇作了新的评价。文中对“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机械类比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揭示。比如下面这段话：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希特勒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的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理由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勒先生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3.立论与驳论并重型议论文的写作方法

    （1）概说。立论与驳论并重型议论文，顾名思义，就是在一篇议论文中，作者既针对某种错误的论点或论据或论证，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揭穿，同时又以强有力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过程，阐述自己的论点。立论是目的，驳论是目标，二者并重。要写好立论与驳论并重型议论文，除了同样运用前面所述的立论型议论文的写法和驳论型议论文的写法外，关键是“所立之论”与“所驳之论”之间要具有鲜明的针锋相对性。比如“驳”的重点是对方在论据方面的错误，则“立”的重点也同样应该集中在论据方面：“驳”的时候专斥对方论证逻辑上的荒谬，“立”的时候尽力展示科学逻辑的严密性和魅力。当然，最终目的总是戳穿荒谬的论点，揭示本质，提出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德本财末”是两千多年来儒学一以贯之的倾向，《人民论坛》1998年第10期刊登的《德本财末是非辨析》一文，驳斥了把道德、正义与财富、功利完全对立起来，把道德抬到不适当的高度，甚至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矣已”的极端形式的传统观念的误区，指出“德本财末”“重义轻利”强调重视道德虽有合理之处，但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文章用有力的事实论据和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的论述，论证了“一个社会只有崇尚功利，才能提高效率，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迅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满足国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同时使社会道德水准稳步获得提升；一个社会只有使每个人都去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社会整体才能得到最佳运作，最快发展”。而且，“道德不可能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概念，道德生活只有与经济生活相适应、协调发展，才能起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作用。否则，不仅会阻碍社会进步，还会影响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本身的提高”。这篇文章驳论与立论兼顾，哲理思考与学术探索相结合，很有说服力。

    （2）方法阐释。不论写作立论型议论文、驳论型议论文还是两者相结合型议论文，都要注意处理好自己的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有时一个问题可以运用的论证方法很多，要注意选择最适当的方法。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要写成“穿靴戴帽”的记叙文。这种写法名义上是写议论文，实际上仅在开头一两句话引出论题，结尾再用一两句话重申论点，中间则是借举例（摆事实论据）之名，写成了一篇完整的记叙文，即使所写内容确能涵盖论点，但事实的叙述掩盖了论证的逻辑，无法发挥论据应有的作用，结论也就很牵强。引用事实性论据要注意摘要、简洁。

    第二，不要在堆砌材料、旁征博引中忽视分析。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只要有利于论证自己的论点，所有的论据都可以使用，但是，要充分注意论据的典型性问题。如果作者没有对论据深入研究，找到其本质属性及其与论点之间的必然的证明与被证明关系，文章仅停留于对论据的大量复述和引用上，忽视自己的独特分析和论证，文章就缺乏一种逻辑的力量，因而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审美价值，其结论也无法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