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委员来传媒大学畅谈“先秦诸子发生学”

　　2009年11月27日下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杨义先生应邀来中国传媒大学作“先秦诸子发生学”的学术演讲，受到传媒大学师生的欢迎。这是我校“文化名人大讲堂”系列讲座的第二场。

　　演讲开始前，党委副书记田维义会见了杨义先生。

　　在演讲中，杨义先生以丰富的史料旁征博引，将多种研究方法融会贯通，阐述了一系列新鲜的观点，如“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论语》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编撰，其中有“曾门制造的家族神话”；韩非子归本于黄老思想的启迪者是；孙武写出《孙子兵法》是“家族影响的结晶”等等。

　　“先秦诸子发生学”是杨义先生近年来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新领域。他认为，研究先秦诸子首先的着力点是它的发生学，即它是怎么发生的？诸子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形下形成了那样的思想？为什么把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些问题只有从文献入手，进行“归本”阐释，同时又不拘泥于文献，从文献“空白处”运思探寻先秦诸子的思想形成和生命历程，才能触摸到诸子的“体温”，真正回归诸子本原。

　　杨义先生的演讲不仅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其研究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多样方法也给人深刻的启迪。杨义先生表示，诸子是中国思想在原创期的一个全面展开，他们用的是自己的切身经验，透视关乎民族兴亡的天道、世道、人道，把人类原始的生存智慧、民俗信仰等转化为思想，这些思想带有原型性。这种原型性思想是古今贯通的，它有生命力，是一种可以生长的思想。我们研读诸子作品，把握诸子思想，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的哲学概念来图解，而应该首先联系我们民族的原始生存智慧和民俗信仰，这样才能接近诸子的根本。

　　在研究方法上，杨义先生指出，把握诸子的生命形态，就要利用各种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口传文化、文化人类学资源，用多维的研究方法，包括史学、民俗学、年代学等，尽可能透过历史的烟尘和过去学术的旧说弄清楚诸子的思维，分析其文化DNA。

　　杨义先生还结合清人学术的三大“流弊”（不敢讲民族问题、轻视民间问题和缺少考古发现）来阐明我们看待传统文化应该具有的心态。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要改变以往看待文化的心态，我们还原诸子不是为了歌颂圣人，也不是为了颠覆前代学术，而是要在全球化的现代，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包容宽大的心态清理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我们具有自己的文化性格。他强调，我们应该树立正常的历史观、文化观，“还古人以古人应有的伟大，还今人以今人充分的创造空间”，把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性对话的伙伴，而不是现代人的包袱，在丰富的对话中加深现代性的文化底蕴，把古代诸子的文化智慧融入到现代智慧中，由此构建我们美轮美奂的精神家园。

　　演讲会由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鸿声主持。他从感觉、思想、文献等方面对杨义先生的演讲进行了总结，指出杨义先生的演讲有助于我们正确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有助于我们启迪思维，拓宽眼界，掌握多样的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坚定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