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使资本构成中的可变资本减少,引起失业的增加。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问题一向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好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矛盾,也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
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途径和效应
如果将生产要素简单地分为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手段实现的。劳动手段的革新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而且也在更大程度上替代了一部分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排斥劳动,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工作来替代较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就会增加失业。与此同时,劳动手段的革新对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劳伦斯在1993年的研究中发现,从1979年到1989年,在美国制造业部门中非生产性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生产性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成本的下降和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进而增加企业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彼萨里德斯在1990年用劳动力市场模型分析了生产率增长对均衡失业率增长的影响,认为增长率的提高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并由此降低了失业率,即技术进步的“第二次就业效应”。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间接影响,在于技术进步能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和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美国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呈现出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态势被看作这种“补偿效应”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技术进步进程对就业的影响
科技成果往往首先被用于对现有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局部性革新,用于对现有产品功能、规格、款式等的改进,这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科学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时,技术进步将“摧毁”一部分产品陈旧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劳动岗位,从而造成大量失业,这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较大的阶段。
当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改造传统产业,而且可以开辟出全新的产品、全新的服务,科技成果可以直接实现产业化时,新的就业岗位也就产生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的正效应就可能抵消其增加失业的负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技术革命主要是导致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失业,它对就业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对传统产业形成了巨大冲击的同时,它能够创造全新的产业,制造全新的需求,产生新的就业群落。
我国的现状和技术政策取向
中国今后一二十年的发展趋势,仍然是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以及农业的比重逐渐减少。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在接受中国《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比起体制转换来,结构的转换将十分艰难。如果采取极端手段,体制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而经济结构的转换、尤其中国要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需要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我国总劳动力人口为7.51亿,占世界总量的26%,相当于高收入国家总劳动力人口(4.35亿)的1.73倍,因此,我国既要积极扩大就业,又要不断推动科技进步,两者缺一不可。这看起来好像有些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关键是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找出协调这两方面因素的技术政策。
从各国工业化过程来看,有三种技术路线:一是节省资本,多用劳动力。即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侧重于使用劳动力多的技术创新。二是节省劳动力,多用资本。即侧重于使用资本投资多的技术创新。三是介于两者之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采用第一种模式,劳动力匮乏而资本充裕的国家多采用第二种模式。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和资金相对短缺,而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劳动力的成本若以日本为100,则美国为66,英国为32,韩国为24,泰国为6,中国为3.5。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是相当强的。根据我国的这一“比较优势”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应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收更多的富余劳动力。
可能有一种误解,认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先进生产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落后生产力。其实,这三类产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各有自己适应的范围,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有些科研单位、新技术开发机构占有的物质资本并不多,但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属于智力劳动密集型,当然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技术政策的取向应侧重于发挥技术进步在开发新产业、发现和使用新资源、开发新的产品品种、改善生产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功能,在技术选择方面尽量采用“适度技术”,减少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强化技术进步对开辟新的就业机会的“补偿”功能。
解决技术进步与就业矛盾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要解决好我国现阶段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采取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效率与就业并重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丧失国家竞争力,而片面追求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解决效益与就业的惟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主要注重的是如何把物的要素从原有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而人的要素摆脱原有体制的改革则严重滞后。这一“滞后”不仅使就业的矛盾更为突出,而且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困扰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难题:失业和内需不足,其中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就业优先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忽视,相反,少数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带动能力强的关键行业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以及核心产业技术,国家要大力支持其发展。
2.根据区域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特点确立适合的产业政策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差异非常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十分发达,而内地及部分沿海城市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以劳动密集
型的制造业作为经济的支柱。在确立技术和产业政策时,应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特点区别对待,采用适合本地经济结构的技术和产业政策。高新技术无疑对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内含大量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费用,初期投入非常巨大,并且对劳动力的素质、软硬件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有条件、有优势的地区,应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千万不能遍地开花,穷山沟里也搞什么科技园区。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称北京、上海、广州等科技实力比较强的地区为A类区域;其他的为B类。A类区域,经济和科技实力强劲、高素质人力资本充裕,应充当高新技术和相关产业的领跑者,大力发展新技术,并以自身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进步。B类区域,不具备发展高技术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但这些地区劳动力非常丰富,而且相当廉价,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划分标准,按照产业部门中R&D经费占总产值的比例来定义技术密集度,把制造业划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个组别。中技术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大,不但可以增加本产业的直接就业,还可以增加相关产业的间接就业,能够发挥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因而B类区域,应大力发展中技术产业。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教育业,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投资少、见效快、吸收劳动就业多等特点,同样的资金投入和增长,第三产业能够产生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就业岗位。但是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目前仅占30%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达到70%12AA。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是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政府应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教育也是21世纪初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指出,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中有20%是由教育引起的。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技术的进步,导致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目前一方面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岗位空缺,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或熟练劳动力却远远供不应求。要解决或缓解这一矛盾,我们就要在今后调整产业结构时,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
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发达国家的全部企业中,99.5%12.2上是中小企业,65%-8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同时,中小型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载体。近20年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体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没有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所以,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国家应该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规范的管理秩序以及广泛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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