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学金由本人申请，各个学院（系）根据情况制定标准，其等级类别第一学期根据其入学成绩及综合表现确定，以后每学期都会由院系、专业导师根据其教学和科研进展情况重新评定。此项改革对我国教育发展来说，将具有重大制度变革和推动意义。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其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收益率远远大于社会收益率。因此，是否获得、获得什么专业和层次的高等教育，除了直接关系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及基础性、公共性和外部性较强的学科，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在相当大程度上，应该由个人和高校根据各自的情况，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自主选择；而政府则将主要精力和财力倾注于基础教育，如果有余力再逐渐提升政府教育公共福利性资助和扶植的层次。

　　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穷国办大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面临的基本国情和困境，政府教育总投入本来就因财力所限而长期不足，再加上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间财力资源配置的长期错位，致使我国教育发展长期陷于两难困境：一方面基础性的义务教育难义务，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占用政府大量财力资源。这样，不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甚至存在浪费现象，也使政府无力抽手资助和扶植基础教育。研究生培养机制试点改革，虽然并非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国家财政投入总量也没有减少，但它将可能打破这种两难困局，为研究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步入良性发展，提供难得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外延疾速扩张的同时，内涵质量下降的趋势令人担忧。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大学行政性扩招行为与社会和市场人才需求还存在脱节现象，致使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困扰受教育者本人、家长、高校和政府等当事各方的难题。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读硕士，硕士就不了业读博士，这样逐级推延导致研究生教育规模在巨大的需求压力下不适当地扩张。而从供给方面看，由于计划内研究生教育采取政府财政承担培养费和生活费的培养机制，一些大学纷纷追求研究生招生规模，造成规模扩大、质量下降的局面。

　　此次改革使研究生培养经费、奖学金、助学金的来源渠道多元化，不仅有统筹国家拨款，还有学校专项经费、院系配套经费、导师资助经费以及社会捐赠等，如果研究生教育供给方没有经费投入能力就难以招生；受教育者本人也要有一定投资负担，只有学业成绩好才可以获得资助。这就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有效抑制研究生教育盲目扩张的行为和趋势。而让研究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学业费用，就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提升质量和素质的长效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

　　当然，改革的成功与否，除了在设计思路上要符合制度各方当事人的广泛认可，符合制度变迁内在的逻辑规律和历史路径，更重要的是要在操作层面能够无摩擦或低成本地进行边际转换。北京大学等10所高校之所以能够获批进行改革试点，也是由于它们所特有的办学实力和财力支持做基础。这样的改革即使能够获得预期成效，如何将之推广应用到其他没有雄厚财力支持的非试点高校，还将是事先很难把握的事。此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包括目标定位、方案优选、生源选拔和导师遴选等在内的系统工程，奖学金、助学金和培养经费政策方面的改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即使后者也有一系列细则要不断完善。这就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此项改革在今后的全面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