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全球教育机构联盟“Teach For All”考察团旁听上海蔷薇小学的公开课。

    2009年，上海首次参加PISA国际测评，便获得第一的好成绩。昨天公布的PISA 2012年测试结果，第二次参加该项目测评的上海学生蝉联“世界第一”。

    上海基础教育成功的根源在哪里？

    今年10月，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实地走访蔷薇小学后，他得出结论：这与上海对教师的培训和教研大有关系。上海的教师每周有70%时间用在课堂和教学上，30%时间用于培训、发展教学技能。

    弗里德曼的感受，在杨浦区铁岭中学校长张孝波的身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去年，作为校长的张孝波每天像学生一样背单词、做阅读理解，经过四次考试，终于如愿赴美进修。“中国的老师，只要愿意学习愿意提高，哪怕过程辛苦波折，最终总不会孤立无助。”让张孝波发出如此感慨的，是其身后强大的教师自助互助以及政府自上而下对教师专业素养的支持。

    遍布中小学的“磨课”

    11月4日，蔷薇小学三楼的一间教室。课桌和讲台上散放着剪刀、纸和笔，电子白板上显示着三个小朋友不同的“剪圆法”，这是数学教研组13位教师的“磨课”。为了上好“奇妙的圆”这一节课，老师们已经不止一次利用课间、放学后，甚至节假日的时间相互听课、议课、评课。这堂课，老师们以“寻宝游戏—以自己为圆心，在周围五米的地方寻宝”的设计开始，启发孩子画圆，经过无数次修改、争辩，最终磨成现在的样子：鼓励孩子以折纸、剪纸的方式创造圆。

    换句话说，老师们磨完课，他们给学生讲这堂课的时候，就大多穿插着“折纸”、“剪纸”的环节。国内教育界认为，这是实现课堂有效性最快最好的办法。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似乎多少带着些随意性。但在教育工作者看来，教学绝对是一个科学严谨的专业活，而且在中国的中小学，特别在上海，一堂课怎么教，也绝对不是老师个人的事。”静安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说道。

    比如在初级中学，每个老师准备一堂课，至少经过两次备课过程，第一次是集体备课，即由一位教师先备好课并在备课组中说课（主讲），备课组集体讨论、集体备课；第二次是个人备课，在备课组统一重点、难点、进度的前提下，形成具有个性化风格的教师个人备课。集体备课定时间、定内容、定主讲人，备课组每一位成员轮流担任“说课”的主讲。

    有集体的备课、磨课，就会有争论。钱璟是杨浦区铁岭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教研组18个成员，“磨课”、“说课”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有一次，老师们对一名学生的课堂习作的好坏意见发生分歧，说好的老师觉得作文具有颠覆意义，说不好的，则完全没法接受，为怎么评判这篇习作，老师们在办公室争了起来。彼时正是课间休息时间，有学生路过办公室，被老师们的大声争吵“震撼”了，连忙跑去告诉小伙伴们，“老师们在办公室吵起来了。”胆大的孩子结伴偷偷跑到办公室门口张望，不一会就把办公室门给“堵塞”了……

    蔷薇小学校长沈珺将这样的“磨课”概括为校内教师“自教育”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同学科老师的“互磨”，她甚至要求全校教师一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