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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A县从2011年5月到6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严厉打击餐饮消费环节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加强对餐饮业及学校、机关食堂等集体餐饮经营单位采购和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使用不合格和非食品添加剂、不合理使用添加剂等行为，取得了良好成效。

    为给专项整治行动营造深厚的氛围，全县上下深入开展了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时向社会发布卫生部等9部门联合公告和吊白块、苏丹红等47种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及着色剂、防腐剂等可能滥用的22种食品添加剂名单，积极引导餐饮服务企业合法诚信经营，与其签定食品安全承诺书和规范添加剂使用承诺书，并要求火锅店公示本店火锅配方；在各餐饮经营单位张贴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使用公告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同时向经营者讲解食品安全知识，让每个经营者、消费者都了解和掌握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及其对健康的危害，提高经营者的责任意识和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各餐饮经营单位对照要求，进行自查自纠。

    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对全县范围内170余家餐饮经营单位的餐厅、厨房、食品库房等进行了仔细检查，看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食品调味料中添加罂粟壳、罂粟粉、工业石蜡等非食用物质违法行为，共出动执法人员45人次、执法车辆20台次，清理备案食品添加剂16种，立案1件，结案1件，罚没款0.6万元，有效地促进了全县餐饮业的健康发展。

    6.纵观当前影响食品安全水平的因素，除了产业发展水平等深层次矛盾的制约，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理念、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装备以及监管队伍能力等科技层面，都还存在薄弱环节。

    现代政府监管制度的经济合法性是收益大于成本，要实现食品安全监管效率最大化，必须以危险性分析为基础，明确管理重点，把管理资源配置在高风险环节。风险监测的目的就是掌握食品安全的全面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并将监管与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食品安全标准、确定检查对象和频次的科学依据。例如欧美日等国对食品发酵用菌种的管理、审批非常严格，对菌种的使用历史、分类鉴定、耐药性、遗传稳定性、有效性都有明确的要求和数据库；此外，发达国家对新技术、新工艺、新资源加工食品的安全性评价也高度重视。然而，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刚刚建立，还远待完善，例如沙门氏菌等重要致病菌的系统监测与评价资料缺乏，针对污染物的关键检测技术与设备落后，对化学性和生物性危害的危险性评估技术尚未广泛采用，农药、保健食品原料等新产品安全性评估缺乏。       食品安全标准是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因素及各关键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然而，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部分，但至今仍没有统一、完整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的食品标准间还存在交叉、重复、缺失、标龄长等问题。这既让守法企业茫然无措，又使一些不法企业钻了空子。例如我国现有农药残留限量仅800多项，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3300多项，欧盟有14.5万项，日本有5万多项。又如在2007年“多宝鱼”事件中，上海市食品监管部门根据地方标准对多宝鱼样本进行了残留药物检测，结果共有7种超标药物，而海洋渔业部门参照农业部标准进行检测，结果却全部合格。

    食品检验检测是对食品实施安全监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对食品原料加工过程进行质量安全控制的重要措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食品检验机构设置分散，具体有质监部门批准设立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卫生部门考核合格的疾控系统卫生检验机构、食药部门考核合格的药品检验机构、农业部门考核合格的农产品检验机构以及商务部、科技部、国家粮食局、标准委等部门考核合格的检验机构。分散化的机构设置无法集中力量，监管技术支撑部门的检验检测水平不高。如圣元奶粉“激素门”风波中，全国只有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家机构有资质检测雌激素和孕激素含量。现实中，一线执法人员大多通过查看产品包装，核对质量保质期，查验进货发票等方法进行监管，这种“一看、二摸、三闻”的土办法根本无法判断食品是添加剂滥用、重金属超标还是细菌含量过多。此外，我国40%的中小食品生产企业不具备相应的检测技术；60%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也不具备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手段。

    监管执法专业化是现代监管机构的重要特征，如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FDA）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医学、化学和营养工程学博士作为支撑，还拥有数以万计的执法人员巡视于田间工厂。相比较而言，我国食品监管部门的队伍能力尚显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和食品工业主要是围绕如何增产，也就是“吃得饱”进行的，因此我们在农业增产方面的技术世界一流。但是，在食品质量方面的技术却比较落后，当前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队伍人员少、装备差、水平低，执法办案和监管基础能力建设经费投入不足，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不利于监管政策的有效执行。“瘦肉精”问题长期未能彻底根除就与检测成本过高有关，以盐酸克伦特罗检测为例，一次快速检测一头生猪尿样需15~20元，仪器确证检测一份样品需500~1000元，基层要开展从养殖到收购、贩运和屠宰各环节检测，而检测费用不得向生产经营者收取，现有经费投入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