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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税起征点为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算了笔账，按照现行的每月800元扣除标准，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约为60％。而按照1600元标准，工薪阶层纳税面降至26％左右。“最终受益的是中低收入者”，楼继伟说，收入越低，减负越多，收入越高，减负越少。这种政策效应符合个人所得税立法宗旨，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分配的积极作用。

 

　　（12）自2004年以来，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美元左右，2005年已有约8亿农民受益。

　　2005年12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整整2600年的“皇粮国税”正式走入历史。

　　（13）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从1988年到1998年，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5年，上升为5．62％。

　　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不到17万家，医疗病床204．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45．4万人，2004年末，全国卫生机构总数达到29．6万个，医疗床位325．1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535．4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39．0万人，其他技术人员20．9万人，管理人员31．6万人，工勤人员43．9万人。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2．4张、卫生技术人员3．5人、医生1．69人，护士（师）1人。

　　几十年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解决了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缺医少药的情况，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地方病得到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国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目前的71．4岁，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14）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警告说，中国的医疗费用在同等发展中国家中，所占的GDP比例相当高，但是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个人支出占了6成，目前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不堪医疗费重负，这些费用已成为生活的后顾之忧。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近90％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入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

　　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医院，用于农村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费只有1．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的1/3，农村中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9．5％。在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说，近几年卫生支出上有70％的医疗费用于只占总人口30%的城镇人口，在农村约有40％～60％的人因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15）据世界卫生组织预算，通过预防保健手段，挽回一个“生命年”就可获得年收入500多美元，挽回一百万人的“生命年”，就是五亿美元。卫生部预算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

　　（16）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是科技、经济、社会保障的铁三角，通过良好的社会保障公民的收入减去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后有盈余，公民的财富盈余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拉动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就业，就业扩大又增加了公民财富盈余，社会财富又再次拉动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更重视公平，更重视公平就业的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前十几年，我国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猛增，中低收入阶层数量迅速减少导致经济疲软、尽管政府在政策上给投资以极大的优惠仍然不能扭转就业率低与公民盈余下降的势头。发达国家的GDP数据提高，并且主要是由消费构成的，反观我们国家GDP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支撑的。而政府投资虽然在熨平经济的波动上很有效，但无法长久拉动经济。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由每一个公民手中的盈余组成的社会财富盈余所决定的，如果各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放在首位，只要再有三到五年时间中国公民手中的社会财富盈余将会充分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后政府收入增加会高，企业主产品热销会高，工人农民收入增加会高，这是一种多赢，只有多赢才是真正的赢。

　　中国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人心就不稳，人心不稳则易乱。必须明白在实现温饱之后，社会的不公比不富更能破坏人们的幸福感。

　　（17）全国85％的人口地区已基本实现“普九”，我国的文盲率已从22．23％下降到8．7％以下。“两基”的实现，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现在，全国受教育人口近3亿，在校正规学习的人口达2．3亿，堪称世界之最。到2001年，全国科技人员中仅科学家、工程师就有207．1万人，专门的科技机构近3万人，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有3053．3万人。

　　（18）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7］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使是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均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2．8倍的名义差距。

　　北京大学的一份报告披露，我国省与省之间的平均教育经费差别是7．8倍；《中国教育报》，2004年对174个城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在使用危房。

　　（19）按照有关“规定”，中小学生应该在户口所在区域就近上学，如果跨区上学，就必须交择校费。事实上，有的区可能名牌中小学云集，而有的区可能连一所重点中学都没有。如此一来，一些跨区域到名校上学的中学生就必须交高额的择校费，这就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享用机会的不公平。在浙江，名牌中小学择校费都要几万元以上，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只能倾尽所有，甚至借钱让孩子到名校上学，心里充满怨气，2003年我省查出学校违规收费金额1569．9万元，乱收费案件190件；150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9人被撤销校长职务，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6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投诉高居价格投诉榜首。此间也有媒体披露说，“官方统计”或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中国十年来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

　　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既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又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目标，在欧美一些国家看来，教育不公平是一种国家危机。

　　（20）2004年中国按照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为1487美元，排世界各国的107位，预计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为人均2310元，而美国2004年财政收入为人均1．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2004年中国城市化水平41．67％，有75705万人在农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道，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之多排在缅甸和越南之后，为世界前几位；200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为4．5亩，日韩等国在13亩以上，俄美英法加澳等国为55～1600亩。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能脱离中国目前和将来一个阶段中人口多、土地少、农民多，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这样一个国情和国力。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尽快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离不开效率二字。讲公平就会不可避免地牺牲效率，最终导致的结果将会是大家都贫穷。

　　经济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成效显著。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由此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随着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只要国民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不平等程度会自动缓和。

　　（21）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的普世价值，当和平成为世界的普遍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和平”上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