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从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的武小锋，因专业对口的疾控中心不招人，又因到多家医疗卫生机构求职均遭拒绝，这名医学学士无奈回到大连普兰店市安波镇老家做糖葫芦。这个典型事例一度引发多个议论话题：高学历与高能力太多时候不能画等号，名校毕业就“应该怎样”的心态压缩了择业空间。在我国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的短短几年，这类所谓“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已有百万。

    如果说“市场需要的人难找，市场不需要的人一大堆”描述了残酷的供需现实，那么学界有关“就业难并不局限在大学生”、“大学生回炉读中专是很正常的事”、“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之类的解释，怎么琢磨怎么有“隔靴搔痒”、“隔岸观火”之嫌。面对那么多“不知择什么业”的毕业生，还是西部一位大学校长说得爽快而实在：“你们能养活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他表示，作为校长最清楚现在大学毕业证书的成色。

    “学生们总是要求我，课要讲得简单点，试要考得容易点”，一位刚刚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教授这样叙说他的学生。在中国，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并不普遍，即使那些上讲台的讲师和助教，也多是课讲完人就走，与学生再无接触，难怪武小锋在名校学了5年，自身的内向、不善交流等弱项依旧。至于多数就读非名校不知老师人文关怀为何物的大学生，更是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择业时缺乏主见、自信和竞争意识，盲从心理严重，乃至达到数百大学生竞聘几名高速公路收费员岗位的地步。

    不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提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问题。保证机会均等的基本途径是扩大规模，提高入学率。入学率大幅提高，意味着大批中学阶段学业平平甚至较差的青年可以进入大学攻读学位。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评价标准不降低，任凭大量入学者“无功而出”或陷入“持久战”；要么降低评价标准以保证多数入学者毕业。实践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非此即彼”的基本常识。

    发达国家选择了前者，不仅进入大学一年后退出率约在三成以上，而且中长及超长时限毕业率也很高，毕业率与入学率存在巨大落差，在那里已经形成文化传统。我国选择了后者，由于是跨越式的扩大规模，许多办学的“硬伤”和“软肋”凸显，尤其致命的是缺乏具品牌影响的师资力量。比如，为扩招而新设一个专业的师资何来？在有些大学，竟能七拼八凑几个外专业老师糊弄学生，还有刚毕业走上讲台的，边消化教科书边给学生讲。在师资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相应保障的教育背景下，就学本科4年会有多大长进，有良知的校长怎能不心知肚明呢？近年出现的“不少用人单位拒绝独立学院毕业生”，“名企只从名校毕业生中招聘”等潜规则的流行，足以说明社会对一些大学培养的低标准毕业生并不认同。

    事实上，只要选择了后者，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成为一把双刃剑，因为规模扩张和质量控制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程度越高，质量就越不可控，这是名校均已对扩大规模刹车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框架下，对于大学生，高入学率加降低评价标准的高毕业率，固然没有中途退出和打持久战之虑，却会使非名校人满为患，到头来只会造成名校毕业生要低配位就业，以及更多的被戏称为“高四年级”的非名校毕业生与预设职业无缘。对于政府，无论是支持入学率不断提高，还是支持抑制毕业率，实质属于维护民众教育权还是维护国家教育水平的问题，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在我们这个有着“步步高”传统升学心理的国度，不断提高入学率的结果，只能是所有求学者都不愿看到的不断创下生均教育资源的新低；而抑制毕业率所带来的，将不仅是一个不毕业者损失时间和金钱的纯经济问题。

    笔者以为，国务院在今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的“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既是对高等教育1999年规模大幅扩张以来教育质量滑坡这个事实的确认，更表明我们的政府力争规避如上所述的大众高等教育两难困境的决心。只有让民众知晓这样的困境，求学者才有可能根据自身能力、经济状况与个人意愿科学而理性地选择进退，从而避免教育投入的浪费以及遭遇市场淘汰的尴尬。而将各类大学“分层次定位”管理，多维度地实行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并举，或许已是政府在确保进入大学机会均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质量的惟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