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二：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一些提法也有新意，为公众理解五四提供了一些新线索。比如陈平原说“五四”对于我们“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谢泳的“五四周期率”，孙郁的“合理的文化生态观”，林贤治说的“文学如同历史一样，是可以倒退的”等，都为人们温习五四精神提供了新角度。尤其许倬云访谈，在极简的篇幅里，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反思五四的路线图。相信他们的批判性思考会像一个助产师那样，带动更多人对五四真精神、真价值的追寻。五四之“新”，新思潮、新文学、新科学、新教育、新国民等，这与五四“除旧布新”的历史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新”与“旧”，五四有过多次争论，但当年多数人是把它们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不仅章士钊有“新旧调和”论，李大钊也提出过新旧“并存同进”论，认为“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张之洞过去有个说法，认为只要新不要旧，很容易落下“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的结果。

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曾发问：“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常常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里，不仅包含“科学”和“民主”，也还包含“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正视近两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五四”精神更包括一个在困境中求生的民族本应具有的、自强不息的内生力与自新力。所以，胡锦涛强调说：“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青年者，国家之魂”。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前途，关键在于青年对自己、对国家有着怎样的态度。毕竟，没有国家的前途就没有青年的前途，而国家的前途也离不开青年的前途。诚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爱国应该是我们纪念“五四”，牢牢记住并且应该发扬的精神和传统。故而，随“五四”而起的公共精神，近年来在不断成长的NGO、志愿者、有参与精神的网民、具备启蒙精神与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等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孕育出新的希望，展现着新的光明。

热点三：地震一周年

别把“5·12”搞成“周年庆”

这种纪念方式，既不能过于悲情地让大家重拾悲伤；也不该浮华到让人感觉是在消费悲伤；更不能以做政绩的心态，将悲伤变色变味。

什么才是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最好纪念？

在地震灾区的重建资金当中，有部分是全国各地民众的捐款，其中有些还是经济困难人士节衣缩食挤出的资金。如果北川县有关方面不将全国民众捐助的资金更多地用于灾区群众生活改善，而是不必要地建设形象工程与购买豪华车辆，则不但违背广大奉献爱心民众的心愿，而且还可能一定程度地挫伤民众的捐助积极性，并进而影响到其他需要捐助的地方与领域得到民众更大的支持，影响与妨碍各项慈善事业获得更大发展。

以人权的名义，公开汶川大地震震亡者大名单

强调建立并公开震亡者名单，详实登记他们的性别、年龄、籍贯、身份等，并非为了争取什么权利，只是为了抵制无时不在的遗忘，实现更庄重的纪念。名字体现人权，名字就是悲欢离合，展现往昔的生活片断。由此，呈现他们生前的笑脸，察见那些已然破碎在五月的梦想，抚慰那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痛。在名单的帮助下，地震就不可能真的夺走那些同胞，因为他们留下了一世为人的凭据。

汶川地震一周年，怎样纪念我们的遇难同胞？

不是对于残酷的灾难背景下的真情和荣誉的宣传，因为人们的心理或许依旧还不能承受这份负担；不是对于灾后重建项目的展示，因为这本该就是工作者的职责，如此展示，难免有邀功的嫌疑；更不是聚堆的举行这样的研讨会，那样的招商会，因为这也应该是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系列工作，而不是在5月12日前后的“纪念形象项目”……

既然是纪念活动，笔者倒是觉得一味的宣传民族精神有失偏颇，虽然地震灾难已经过去一年了，但是人们依旧没有忘记在灾难中所暴露出来的生产质量安全问题；没有忘记那些孩子的死是因为学校教学楼质量的问题；更没有忘记对于存在着建筑质量安全企业问题的企业的核查、公布、惩戒、问责一直都没有良好的执行。借着纪念活动大张旗鼓之际，与其过多的宣传好人好事，不如好好的打击一下违法犯罪分子。

灾后重建和汶川的纪念，不是任人表演的“星光大道”，人们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灾后重建，而不是在这几天里的“应景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