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热背后 不能容忍的三大问题

2010-12-13 10:07:38 来源:育路教育网

    公务员考试热背后 不能容忍的三大问题:

    每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热时节,相关话题也会随之大热。舆论当然是批得多,褒得少。批的依据翻来覆去不外这么几个:

    第一,中国的官已经够多了,民众供养官员的负担也够重了。

    第二,当官正在成为吞噬人才的黑洞,大学毕业生每5-7人就有1个会去考公务员。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参与生产性、创造性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争着抢着去当官。

    第三,之所以大学生都抢着当官,首要目标并非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而是在现阶段,部分官员即使不滥用权力,也能获取可观的个人利益,起了糟糕的示范效应。当官相对于其他行业,投入小、风险低、收益大,被整个社会视为个人成功的“捷径”。

    我们不妨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些依据,因为只有搞清楚了它们,我们才知道民众的不满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中国的官真的很多吗?

    从财政这一块看,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万亿元,相当于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3.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相当于4亿城镇居民,或者13.3亿农民一年可花的钱。要这么多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当然说得上庞大。

    但对此,反对者也有话说,中国的政府是“全能型”政府,财政除支付薪水,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福利……还要涵盖诸如经济开发建设等等,比如4万亿,这么多的事要做,这需要多少钱,多少人?现在的政府已经算廉洁高效的了。“公务员热”为什么不能看作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呢?

    有个一度流行的指标,就是官民比例,指的是政府就业占人口的比例。以2005年美国1:94的数据作为基准,刚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官民比例为1:26,就立刻有人提出了1:198,又是一番口舌之争。更何况,欧美国家的政府就业,恰恰排除了不少选举产生的官,而包含了政府的一般性雇员,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雇员如教师、消防员、公立图书馆的馆员、公立医院的护士等等,这实在和我们的“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官”总是和权力相联系的,不仅仅存在于政府,还存在于政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当然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则不是,也很难说得清,他们是否由政府供养。

    当然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和历史比。比如乾隆中期,1766年清廷的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于是205万普通北京人就可以支撑乾隆朝的开支。如果觉得京城的人均收入太高,那就减一半作为全国城镇人均收入,那也就四百多万人收入的总和。无论我们怎么强调现代政府的复杂性、职能的多样性,显然,当代中国民众供养政府的负担都的确重了一些。

    不过,看了后两个反对理由就知道,民众、媒体对“公务员考试热”的忧思,其实不在官多。比如,中国提供的个人发展路径太少,太狭窄了。毕竟,人都是理性的,都会计算个人的投入产出比,都希望用最小的付出、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大学生们而言,如果当官提供的性价比远远超过了从事生产性、创造性的工作,那不选择当官才奇怪。更何况,相比十年前,公开招考提供了机会及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已经算进步了。

    再比如,就是对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权力滥用的愤怒。一些工资水平明明普通的官员,仅仅因为职务就能获得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住房、财产、享受,还有社会的积极评价。这对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巨大。其实,官多了,民众也就认了。民众不能容忍的是躲在“官热”背后的那些问题。想扭转这个非正常的热,裁官恐怕不容易。最容易拿来主义的成功经验是:一、公开政府就业的编制和各项开支;二、政府就业的收入比照相应私营部门的略低,让鼓励创造性、生产性工作成为社会风尚。如此一来,如果公务员还热,才是国家之福,国民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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