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综合素质测评遇尴尬(4)

　　尴尬综合素质测评

　　上述浙江大学招生老师说，新高考对于他们的招生影响不大。谈到综合素质测评，他直言“只是空谈”。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严格按照分数仍是杜绝腐败的途径。“我们招生还是看分数。”

　　许多高中老师和同学也表示只会更加看重分数。吴老师告诉他的学生，无论怎么改，反正对于语数外这三科肯定更加重视，对于数学和语文的期待面更广。“在中国不谈分数，客观不实际。”

　　财新记者采访了不同学校的多位上海高一学生，他们普遍表示出迷茫，反映说综合素质测评并没有得到重视。小林说：“2017年具体的高考政策是什么，各科怎么考，综合素质占比具体多少，我们目前都不了解，网上也没有发布，问老师也说不清楚。”

　　小林认为，“在其他无从准备的时候，成绩还是重中之重。”特别对于上海学生来说，以往只考一科就行了，现在增加了两门的压力。小林说：“新高考政策无法摆脱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形式主义。”

　　小陈现在的压力更大了，“3+3”对她而言太突然。她介绍，在上海以往“3+1”的模式下，一些学校从初中起就不重视副科，如今增加了两门考试，她的地理和历史学起来就很吃力。“老师说很多内容都是你们初中该学的，可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想着不考就不学了。”

　　此外，社会诚信制度不健全也增加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普遍认为，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可信性目前难以保障，使其限于两难境地。倘若综合素质评价与招生录取硬挂钩，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案的阴影犹在，人们担心新高考会滋生新腐败。

　　一位熟悉浙江和上海新高考试点情况的教育界专家指出，目前高校参与高考改革的主动性还不强，认为仅是招生部门的工作，而对调整生源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建设带来的挑战研究不够。

　　该专家还发现，高校目前对综合素质评价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高校与中学改革缺乏衔接。在社会诚信制度缺乏的背景下，为减轻社会负面评价，高校对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意愿不高。

　　杨东平认为，建立招生公信力的步，无疑是彻底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越彻底，腐败的空间便越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表示仅仅依靠行政问责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高校招生信息不公开的问题，核心仍是建立现代高校治理结构。

　　具体而言，学校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保证学校办学符合公众的利益;校长则应进行公开遴选，由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本校校长的任职标准来选拔，校长不享受所谓的行政级别，而是对理事会、师生负责。

　　“这一制度，就是明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权责的制度，让学校回归到教育家治校，而不是行政治校。”熊丙奇说。

　　(责任编辑：卢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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